在近期举行的首届职业代理人年会上，主办方为加强专业化、科技化营销的理念，特意邀请了国内农村社会保障研究的首席科学家米红教授与到会的优秀保险代理人进行深入交流，并着重介绍了米红教授对国外保险市场做的最新考察报告。
保险理论是专业化保险营销的骨架
诚如保典科技公司总经理朱红所言：“了解国外保险业发展的资讯，看似离我们一线的保险营销员有些距离，但客观上这是专业的职业代理人必须知道的问题。欧美等保险发达国家的今天就是我们今后要努力的方向。在中国本土，虽然已出现了大量合资保险公司，但这些合资公司以及那些独资公司与外资公司在他们自己国家的保险经营还是具有很大不同的，他们的先进经验和超前理念有哪些？这其实应该是那些真正希望具备专业化、高素质的代理人的必修课。”
米红教授在谈到自己研究方向时告诉记者：“我的领域重点是在数理人口技术、金融数学、精算学和社会保障研究等相结合的部分。”米红结合自己赴美国、德国考察的亲身经历，介绍了美国的可调保费寿险、多重生命寿险、变额万能寿险以及市值调整年金、双轨年金等诸多国外先进的寿险产品和寿险销售方式，通过详尽的数据比对，他特别强调：“中国的长期寿险精算在运用生命表的时候，以前都是用日本的，这两年才开始自己做，但城镇养老险到现在一直还没有精算的生命表，这是养老保险、特别是农村养老保险目前阶段急需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农村保险的对比研究
据记者所知，很多基层寿险营销员，常年为展业而奔波在农村和乡镇的穷乡僻壤间。他们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从事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而米红教授通过深入的实地研究，从人口供养结构变动与养老资产对经济促进作用这一理论角度实证了农保制度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在人口供养结构变动与养老资产对经济促进作用这一研究领域中，米红通过对保险发达的德国从1985年至2005年这20年间的社会保险发展路径以及相关数据资料进行实证研究，在学术界尝试性地将供养结构变动率纳入精算公式，从而说明：“在德国这一与中国相类似的人口结构演进阶段中，供养比的变动率通过养老资产对经济产生间接的促进作用。我认为，当前我国必须充分利用2013年前后供养比正向变动的最后阶段积极地构建社保制度，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养老建设，明确政府有限财政责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在米红看来，中国从2005年－2035年期间的人口供养结构变动趋势与德国1985年—2005年变动趋势类同，都经历一个从正向到负向变动的过程，说明用德国的人口供养结构变动数据进行分析，其结果对中国未来，特别是人口红利、社会养老保险等所作的预测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米红认为，德国于1957年时将其社会保险就覆盖到了对社会保险有迫切需要的大多数劳动者，那时德国的人口供养结构尚处于绝对优势。而我国人口供养结构优势即将消失，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极为不健全，目前占大多数的农村劳动力尚处于社会养老保险缺位的状况；与此同时，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将难以再依靠人口红利阶段持续性的劳动力优势来进行支撑，因此，在人口供养结构正向变动优势期，应该尽快大范围、特别是在农村乡镇地区建立起社会养老保险和长期寿险的保障体系，这样可以对未来的经济产生促进作用。
抓住人口红利期拓展保险
米红对记者强调，我国未来农村人口供养结构的正向峰值比全国总体的正向峰值要高，但其进入负向阶段的时间要早于全国，且其负向峰值超过总体负向峰值，这充分说明了我国农村人口供养结构变动波动性大且速度快，对养老保障的需求较为集中，解决起来难度比较大。为此，我国急需要利用人口供养结构正向变动的时期建立农保制度，大规模拓展保险范围，实现养老资产更高水平的均衡。
但我国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属于储蓄积累性质的制度模式，虽然在部分地区已有实践，但不具有普遍性。
米红认为，未来我国一直依赖的人口红利期即将消失，需要面对农村1952年—1958年和1962年—1973年两次生育高峰对养老的要求、对经济的冲击以及对财政的巨大负担。而根据研究，从目前至2013年左右是我国可以利用的最后一段农村人口供养结构正向变动阶段，“我们应该充分抓住这个时机，引导农民积极参保，建立可持续并且能够迎接未来负担压力的农保制度。如果我国目前的农村社保体系不能尽快建立，错过了农村人口供养正向变动的阶段，则当多数农村老年人口进入集中领取养老金的阶段时再建立农保，养老资产的形成是难以想象的，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难以发挥。”
保险理论是专业化保险营销的骨架
诚如保典科技公司总经理朱红所言：“了解国外保险业发展的资讯，看似离我们一线的保险营销员有些距离，但客观上这是专业的职业代理人必须知道的问题。欧美等保险发达国家的今天就是我们今后要努力的方向。在中国本土，虽然已出现了大量合资保险公司，但这些合资公司以及那些独资公司与外资公司在他们自己国家的保险经营还是具有很大不同的，他们的先进经验和超前理念有哪些？这其实应该是那些真正希望具备专业化、高素质的代理人的必修课。”
米红教授在谈到自己研究方向时告诉记者：“我的领域重点是在数理人口技术、金融数学、精算学和社会保障研究等相结合的部分。”米红结合自己赴美国、德国考察的亲身经历，介绍了美国的可调保费寿险、多重生命寿险、变额万能寿险以及市值调整年金、双轨年金等诸多国外先进的寿险产品和寿险销售方式，通过详尽的数据比对，他特别强调：“中国的长期寿险精算在运用生命表的时候，以前都是用日本的，这两年才开始自己做，但城镇养老险到现在一直还没有精算的生命表，这是养老保险、特别是农村养老保险目前阶段急需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农村保险的对比研究
据记者所知，很多基层寿险营销员，常年为展业而奔波在农村和乡镇的穷乡僻壤间。他们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从事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而米红教授通过深入的实地研究，从人口供养结构变动与养老资产对经济促进作用这一理论角度实证了农保制度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在人口供养结构变动与养老资产对经济促进作用这一研究领域中，米红通过对保险发达的德国从1985年至2005年这20年间的社会保险发展路径以及相关数据资料进行实证研究，在学术界尝试性地将供养结构变动率纳入精算公式，从而说明：“在德国这一与中国相类似的人口结构演进阶段中，供养比的变动率通过养老资产对经济产生间接的促进作用。我认为，当前我国必须充分利用2013年前后供养比正向变动的最后阶段积极地构建社保制度，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养老建设，明确政府有限财政责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在米红看来，中国从2005年－2035年期间的人口供养结构变动趋势与德国1985年—2005年变动趋势类同，都经历一个从正向到负向变动的过程，说明用德国的人口供养结构变动数据进行分析，其结果对中国未来，特别是人口红利、社会养老保险等所作的预测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米红认为，德国于1957年时将其社会保险就覆盖到了对社会保险有迫切需要的大多数劳动者，那时德国的人口供养结构尚处于绝对优势。而我国人口供养结构优势即将消失，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极为不健全，目前占大多数的农村劳动力尚处于社会养老保险缺位的状况；与此同时，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将难以再依靠人口红利阶段持续性的劳动力优势来进行支撑，因此，在人口供养结构正向变动优势期，应该尽快大范围、特别是在农村乡镇地区建立起社会养老保险和长期寿险的保障体系，这样可以对未来的经济产生促进作用。
抓住人口红利期拓展保险
米红对记者强调，我国未来农村人口供养结构的正向峰值比全国总体的正向峰值要高，但其进入负向阶段的时间要早于全国，且其负向峰值超过总体负向峰值，这充分说明了我国农村人口供养结构变动波动性大且速度快，对养老保障的需求较为集中，解决起来难度比较大。为此，我国急需要利用人口供养结构正向变动的时期建立农保制度，大规模拓展保险范围，实现养老资产更高水平的均衡。
但我国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属于储蓄积累性质的制度模式，虽然在部分地区已有实践，但不具有普遍性。
米红认为，未来我国一直依赖的人口红利期即将消失，需要面对农村1952年—1958年和1962年—1973年两次生育高峰对养老的要求、对经济的冲击以及对财政的巨大负担。而根据研究，从目前至2013年左右是我国可以利用的最后一段农村人口供养结构正向变动阶段，“我们应该充分抓住这个时机，引导农民积极参保，建立可持续并且能够迎接未来负担压力的农保制度。如果我国目前的农村社保体系不能尽快建立，错过了农村人口供养正向变动的阶段，则当多数农村老年人口进入集中领取养老金的阶段时再建立农保，养老资产的形成是难以想象的，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难以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