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延迟退休年龄着观点一提出就引起了社会各方的高度关注，对于延迟退休年龄这一观点社会各方的意见也呈现出明显的社会分层特征，处于不同立场的人提出不同的看法。专家表示，延迟退休将会是一把双刃剑。
上述论文将城镇就业人员大致划分为“权力阶层、技术阶层和一般阶层”。一般阶层指的是处于社会中下层的群体，没有良好的技术或专门知识，主要依靠简单劳动获得较低的劳动报酬，受就业能力和工作风险所限，如果养老保障制度能够提供不错的养老金待遇，这部分人群一般会选择较早退休。技术阶层指的是自身掌握有专门知识或技术的人群，比如医务人员、工程师等等。这个群体大多也会选择较早退休，因为只要身体健康，收益最大化的一个可能选择是一边领取退休金，一边再找一份工作获取工资收入。权力阶层指的是掌握资源，能够制定政策或者具有一定的决策权的人群。考虑到权力、收入和声望等因素，这部分人群支持延迟退休也就在情理之中。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表示，中国规定女性干部55岁要退休，如果从二十多岁开始工作算，工作了三十年后即告退休。“可人生后半程还有三十年，这三十年里不工作也是让人很难受的。”
但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所秘书长唐钧认为，制定延迟退休政策不能简单地跟欧美国家比较，“因为阶层结构不一样。欧美社会以白领为主。当今中国的阶层结构正好相反，70%是蓝领，只有20%多一点是白领。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大多数人是反对推迟退休年龄的。”唐钧说：“在当今中国，女的到40岁以上，男的到50岁以上，大多数人就找不到稳定的工作了。再推迟到65岁难以接受。”
事实上，处于不同背景下的社会大众会基于各自利益对这一改革持有截然不同的立场。即使是在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的声音。
首先，提高法定退休年龄被认为是缓解养老金困境的主要方案。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认为，在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里替代率、缴费率和退休年龄这三个可变量中，延长退休年龄是弥补养老金缺口的最佳办法。我国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偏低，威胁到制度长期的财务可持续性和支付能力，需要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来对我国养老金制度中的各项参数进行调整。郑秉文测算，我国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
不过，从实践情况来看，延迟退休的效果未必会如预期般乐观。2010年10月，上海市参加城镇养老保险(行情 专区)的企业职工可以柔性延迟退休年龄。虽然三年来上海一直没有公布过对延迟退休政策效果的评估，但上海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征缴收入一直低于支出却是事实。根据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团队的测算，养老金缺口逐年扩大态势明显，包括缴纳率、在户籍和外来人口中的覆盖率等现有状况不变的情况下，到2020年，上海可能会面临831亿元的养老金缺口。
在反对延迟退休的呼声中，政策实施对就业形成的压力是最大的担心。有专家认为，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比较严重，“因为大学生的就业取向主要偏向于正规部门，延迟退休年龄会导致正规部门人员更新变慢，大学生进入正规部门系统会很难。”
其次，我国当前还处在人口红利时期，活跃的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让这些处于黄金时期的劳动力就业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巨大推动作用，延迟退休年龄会将这种劳动力的优势转化为一种就业负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利。
而这一问题在我国经济正处于减速下行的背景下尤其明显。多家研究机构估算，GDP每下降1个百分点，减少就业大约在100万人，然而我国经济增速已经从10%左右下降到7%左右，意味着每年将减少就业300万人左右：“一边是经济增速下滑，一边是延迟退休，等于每年将吃掉900万人口的就业岗位。”
慧择提示：尽管社会各方对延迟退休年龄看法不一，但是我们看以预见到的是，延迟退休年龄已经是一种趋势。延迟退休年龄这把双刃剑需要我们合理的去运用，一旦运用不好，不仅缓解不了我国养老金问题，还会加剧我国就业问题。
上述论文将城镇就业人员大致划分为“权力阶层、技术阶层和一般阶层”。一般阶层指的是处于社会中下层的群体，没有良好的技术或专门知识，主要依靠简单劳动获得较低的劳动报酬，受就业能力和工作风险所限，如果养老保障制度能够提供不错的养老金待遇，这部分人群一般会选择较早退休。技术阶层指的是自身掌握有专门知识或技术的人群，比如医务人员、工程师等等。这个群体大多也会选择较早退休，因为只要身体健康，收益最大化的一个可能选择是一边领取退休金，一边再找一份工作获取工资收入。权力阶层指的是掌握资源，能够制定政策或者具有一定的决策权的人群。考虑到权力、收入和声望等因素，这部分人群支持延迟退休也就在情理之中。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表示，中国规定女性干部55岁要退休，如果从二十多岁开始工作算，工作了三十年后即告退休。“可人生后半程还有三十年，这三十年里不工作也是让人很难受的。”
但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所秘书长唐钧认为，制定延迟退休政策不能简单地跟欧美国家比较，“因为阶层结构不一样。欧美社会以白领为主。当今中国的阶层结构正好相反，70%是蓝领，只有20%多一点是白领。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大多数人是反对推迟退休年龄的。”唐钧说：“在当今中国，女的到40岁以上，男的到50岁以上，大多数人就找不到稳定的工作了。再推迟到65岁难以接受。”
事实上，处于不同背景下的社会大众会基于各自利益对这一改革持有截然不同的立场。即使是在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的声音。
首先，提高法定退休年龄被认为是缓解养老金困境的主要方案。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认为，在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里替代率、缴费率和退休年龄这三个可变量中，延长退休年龄是弥补养老金缺口的最佳办法。我国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偏低，威胁到制度长期的财务可持续性和支付能力，需要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来对我国养老金制度中的各项参数进行调整。郑秉文测算，我国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
不过，从实践情况来看，延迟退休的效果未必会如预期般乐观。2010年10月，上海市参加城镇养老保险(行情 专区)的企业职工可以柔性延迟退休年龄。虽然三年来上海一直没有公布过对延迟退休政策效果的评估，但上海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征缴收入一直低于支出却是事实。根据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团队的测算，养老金缺口逐年扩大态势明显，包括缴纳率、在户籍和外来人口中的覆盖率等现有状况不变的情况下，到2020年，上海可能会面临831亿元的养老金缺口。
在反对延迟退休的呼声中，政策实施对就业形成的压力是最大的担心。有专家认为，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比较严重，“因为大学生的就业取向主要偏向于正规部门，延迟退休年龄会导致正规部门人员更新变慢，大学生进入正规部门系统会很难。”
其次，我国当前还处在人口红利时期，活跃的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让这些处于黄金时期的劳动力就业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巨大推动作用，延迟退休年龄会将这种劳动力的优势转化为一种就业负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利。
而这一问题在我国经济正处于减速下行的背景下尤其明显。多家研究机构估算，GDP每下降1个百分点，减少就业大约在100万人，然而我国经济增速已经从10%左右下降到7%左右，意味着每年将减少就业300万人左右：“一边是经济增速下滑，一边是延迟退休，等于每年将吃掉900万人口的就业岗位。”
慧择提示：尽管社会各方对延迟退休年龄看法不一，但是我们看以预见到的是，延迟退休年龄已经是一种趋势。延迟退休年龄这把双刃剑需要我们合理的去运用，一旦运用不好，不仅缓解不了我国养老金问题，还会加剧我国就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