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建立以基本养老、企业年金、个人养老为三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但目前的现状是基本养老独大。
“由于仍处在发展阶段,中国的现状是只有社保这一根柱子高高挺立。”据大都会人寿中国首席执行官贝克俊介绍,在美国,养老金总资产20多万亿美元中,政府养老金占比12.5%,企业年金占比64%,个人退休账户占比23.5%。而到2010年底,中国的养老金总资产2万多亿元人民币中,政府养老金占比89.5%,企业年金10.5%,个人退休账户几乎没有。
贝克俊认为,用中国这样的一个养老体系结构,去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以及日益增加的养老需求,势必会给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造成沉重的压力。更令人担忧的是,据相关报告指出,养老金赤字在过去五年中以约25%的年均复合增长率攀升。
“因此,调整中国养老保障体系的结构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一个不得不变革的时刻。”贝克俊认为,更重要的是,改革必须尽快开始,尽管一开始会不尽完美,但可以通过实践中发现的问题不断去完善。在这一点,澳大利亚的养老制度建立值得去借鉴。自上世纪80年代末起,澳大利亚政府就开始进行养老制度改革,经过一系列的完善,目前针对2500万人的、澳大利亚的养老金积累现已达1万亿美元。虽然中国的人口规模目前还有缺口,但重要的是及早开始试点。
要如何来调整中国养老保障体系制度的结构?贝克俊认为,首先要提高我国社保的覆概率,2011年年末,我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为2.8391亿,覆盖率需要进一步提升,而在发达国家覆盖数字高达90%。
其次,要通过制度创新和市场化运作来发展和壮大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保障体系,改变养老体系对于基础养老的过重依赖,发挥养老体系的整体功能。
“在制度创新方面,最重要的是制定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这个在美国和澳大利亚都被证明是有效手段。”贝克俊说。
养老保险的缺口很大,贝克俊认为,这是既定的事实,因此,应当尽快推出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等措施。
“实施延税型保险试点,可以带来几方面的好处。”贝克俊认为,以月入1.3万的收入为例,在没有税收优惠前,应税收入扣掉五险一金大约是1万块左右,实施了税收优惠后,假设我们优惠的额度是2000元,一方面他的纳税基数少了2000元,另一方面,他可以用这2000元去购买商业保险为自己的养老做准备。只不过退休领取的时候再缴税。而到退休的时候,由于收入相对降低,纳税的税费就会相应下降,从而合理避税。对于社会而言,税延有助于提高社会的保障水平,并刺激企业安排企业年金、消费者购买养老保险,虽然可能会牺牲政府当前的财政收入,但可以解决长远的养老财政负担。
“仍以养老保障体系比较成熟的美国为例,美国政府为发展个人养老支柱,针对完全由个人缴费的IRA,先后出台了多种税收优惠政策,结果,带动了4.895万亿美元的IRA资产规模,在总养老保险资产中占比达到23.5%,增速基本维持在20%以上,使IRA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养老保障计划之一。”贝克俊说。
除制度上的创新外,贝克俊认为,要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保险公司应该与社保密切协作,发挥保险公司的强项--精算技术,对养老基金的运作作出分析和长期预测,尤其是在资产负债管理方面。
贝克俊认为,养老保障是一个长期、稳定的事业,关键在于资产负债的匹配,而不是追求短期的收益。在这方面,可以组织人口学家、经济学家和精算师分析成立专门的精算办公室对于养老基金的收支情况作出分析和长期预测,以便主动作出政策调整和投资匹配,减少账户缺口。与此同时,还可以开发多种类型的养老保险产品,不断创新。“中国现在的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基本上是以分红、万能保险为主,产品种类和提供给客户的投资组合不多。”
慧择提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需要获求保障的范围也是各种各样。保险业产品品种应该拓展丰富,以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保险公司可以在企业员工退休安排管理上提供服务的创新,帮助企业以较低的风险和成本来管理其养老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