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医疗费用对于农民来说是一份巨大的开支。在没有实行医保政策时，因为巨大的医疗费用必须自己支付，造成农民有病不敢去医院。2003年，中国政府推出了新型农民合作医疗保险（简称“新农合”），大大缓解了过去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情况。
家住中国中部湖北省京山县厂河村的李杰，出生不久就被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由于父母都是农民，家庭条件一般，几万元的医疗费对他们来说是个难以跨越的坎。就这样，本该及早治疗的病却一直托到李杰15岁那年。
李杰父亲说：“2006年我们参加了新农合，才敢去医院治病。这次治病住院12天，一共花了35600多（约合5600美元），新农合给报销了19000多元（约合3000美元），我们自己付了16000多（约合2528美元），就把病完全治好了。”
2006年是京山县“新农合”试点工作开展的第一年。参加新农合后，李杰的病不仅彻底根治，他家也没有因治病而陷入一贫如洗的状态。李杰成为京山县千千万万受益于“新农合”政策的农民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由于国家贫穷、医疗资源奇缺，只能培训一批略懂医术的“半农半医”的人来解决参加农村合作社的农民的看病问题。农民们将这些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光着脚丫下田种地的非正式医生做“赤脚医生”。随着改革开放后农村合作社体制的逐步解体，“赤脚医生”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农民看病也就成了急待解决的问题。2003年，中国政府开始试点“新农合”，参合农民看病时，所产生的住院费可由个人、集体和政府等多方出资，这是中国政府历史上第一次为解决农民的基本医疗卫生问题进行大规模的投入。
谈到“新农合”给京山农民带来的实惠，该县新农合办工作人员李芳以参合头三年农民看病住院报销的比例为例给出了十分肯定的答案。
李芳介绍：“2006年是32.9％，2007年是35.5％，到了2008年上升到44.7％。2008年的时候我们就有98％的农民参加了新农合。农民敢看病，农民信任我们，正是我们工作的意义所在。”
新农合受到越来越多农民的欢迎。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新农合”参保人数达8.32亿，占农村人口总数的96.3％，全年受益13亿人次。
减轻农民因病带来的经济负担，提高他们的健康水平，是中国政府开展新农合工作的最主要目的，这也是新农合取得很大成效的重要原因。此外，新农合在引导农民充分利用基层医疗卫生资源，加强基层医疗建设方面也起着重大作用。
为进一步解决农民就近就医资源相对不足的问题，引导农民充分利用基层医疗卫生资源，从2009年至今，中央先后投资630多亿元（约合100亿美元），支持建设3.3万所县级医院和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去年两会上表示，要加大对基层医疗资源的财政投入，重点建设好县级医院。
陈竺称：“我们突出一个重点，就是要把县乡级三级医疗卫生网络的龙头，即县医院建设好。我们有一个测算，目前农民大概80％的病能够解决在县医院，如果我们能够做到90％的病，包括一部分比较疑难的大病也能够解决在县医院，实现大病基本不出县的话，那么新农合的效益就能够发挥得更好。”
为了合理利用医疗资源和引导农民就近医治，中国政府还采取了阶梯报销费用制度，即对于不同级别的医院报销比例也随之不同。北京市海淀区新农合经办管理中心主任张广信认为，新农合采用阶梯报销制度能有效地解决基层医疗资源被闲置的问题。
张广信表示：“目前，海淀区新农合，在一级医院（乡镇）住院的报销比例是80％ ，二级医院（区县）是70％，三级医院（省市级），如果是9类重大疾病，报销比例也是70％ 其他一般的疾病，在三级医院报销的比例是55％，这么划分有助于引导参合农民合理有效就医，鼓励大家一般的小病，需要住院的，就在一二级医院解决，所以，报销比例才会有所倾斜。”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措施，县乡级医院越来越能发挥出优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就表示，基层医疗机构在新农合的作用越来越难以或缺。
李玲说：“乡镇卫生院，社区医疗机构从过去不能发挥作用，到现在从硬件到软件重新构造，医生从过去靠开药来挣钱回归到治病救人这样一个本质工作，而且医疗服务的模式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是等着病人来上门，现在他们很大的工作量是上门去做健康的促进，健康维护和建立健康档案。”
慧择提示：新农合的政策实施已经有十年之久。十年来政策也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而不断调整。可以说新农合政策时非常有效的加大报销力度减轻了农民“看病贵”的问题；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水平和鼓励农民就近就医，解决了农民“看病难”的问题。
家住中国中部湖北省京山县厂河村的李杰，出生不久就被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由于父母都是农民，家庭条件一般，几万元的医疗费对他们来说是个难以跨越的坎。就这样，本该及早治疗的病却一直托到李杰15岁那年。
李杰父亲说：“2006年我们参加了新农合，才敢去医院治病。这次治病住院12天，一共花了35600多（约合5600美元），新农合给报销了19000多元（约合3000美元），我们自己付了16000多（约合2528美元），就把病完全治好了。”
2006年是京山县“新农合”试点工作开展的第一年。参加新农合后，李杰的病不仅彻底根治，他家也没有因治病而陷入一贫如洗的状态。李杰成为京山县千千万万受益于“新农合”政策的农民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由于国家贫穷、医疗资源奇缺，只能培训一批略懂医术的“半农半医”的人来解决参加农村合作社的农民的看病问题。农民们将这些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光着脚丫下田种地的非正式医生做“赤脚医生”。随着改革开放后农村合作社体制的逐步解体，“赤脚医生”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农民看病也就成了急待解决的问题。2003年，中国政府开始试点“新农合”，参合农民看病时，所产生的住院费可由个人、集体和政府等多方出资，这是中国政府历史上第一次为解决农民的基本医疗卫生问题进行大规模的投入。
谈到“新农合”给京山农民带来的实惠，该县新农合办工作人员李芳以参合头三年农民看病住院报销的比例为例给出了十分肯定的答案。
李芳介绍：“2006年是32.9％，2007年是35.5％，到了2008年上升到44.7％。2008年的时候我们就有98％的农民参加了新农合。农民敢看病，农民信任我们，正是我们工作的意义所在。”
新农合受到越来越多农民的欢迎。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新农合”参保人数达8.32亿，占农村人口总数的96.3％，全年受益13亿人次。
减轻农民因病带来的经济负担，提高他们的健康水平，是中国政府开展新农合工作的最主要目的，这也是新农合取得很大成效的重要原因。此外，新农合在引导农民充分利用基层医疗卫生资源，加强基层医疗建设方面也起着重大作用。
为进一步解决农民就近就医资源相对不足的问题，引导农民充分利用基层医疗卫生资源，从2009年至今，中央先后投资630多亿元（约合100亿美元），支持建设3.3万所县级医院和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去年两会上表示，要加大对基层医疗资源的财政投入，重点建设好县级医院。
陈竺称：“我们突出一个重点，就是要把县乡级三级医疗卫生网络的龙头，即县医院建设好。我们有一个测算，目前农民大概80％的病能够解决在县医院，如果我们能够做到90％的病，包括一部分比较疑难的大病也能够解决在县医院，实现大病基本不出县的话，那么新农合的效益就能够发挥得更好。”
为了合理利用医疗资源和引导农民就近医治，中国政府还采取了阶梯报销费用制度，即对于不同级别的医院报销比例也随之不同。北京市海淀区新农合经办管理中心主任张广信认为，新农合采用阶梯报销制度能有效地解决基层医疗资源被闲置的问题。
张广信表示：“目前，海淀区新农合，在一级医院（乡镇）住院的报销比例是80％ ，二级医院（区县）是70％，三级医院（省市级），如果是9类重大疾病，报销比例也是70％ 其他一般的疾病，在三级医院报销的比例是55％，这么划分有助于引导参合农民合理有效就医，鼓励大家一般的小病，需要住院的，就在一二级医院解决，所以，报销比例才会有所倾斜。”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措施，县乡级医院越来越能发挥出优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就表示，基层医疗机构在新农合的作用越来越难以或缺。
李玲说：“乡镇卫生院，社区医疗机构从过去不能发挥作用，到现在从硬件到软件重新构造，医生从过去靠开药来挣钱回归到治病救人这样一个本质工作，而且医疗服务的模式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是等着病人来上门，现在他们很大的工作量是上门去做健康的促进，健康维护和建立健康档案。”
慧择提示：新农合的政策实施已经有十年之久。十年来政策也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而不断调整。可以说新农合政策时非常有效的加大报销力度减轻了农民“看病贵”的问题；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水平和鼓励农民就近就医，解决了农民“看病难”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