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社科院专家郑秉文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访谈中,再次谈到了延迟退休的问题让不少网友焦虑。其实,网络转载时明显曲解了郑秉文的意思,冠以了“社科院专家:延迟退休是社保改革唯一可行途径”的标题。而事实上,郑秉文在访谈中分析得非常到位——出于对退休“双轨制”和碎片化的强烈不满,反对延迟退休年龄的言辞十分激烈。延迟退休年龄的改革阻力不是来自提高年龄本身,而是更多地是来自对社保制度的不公平和改革的“碎片化”的愤慨和无奈。
没错,为了适应未来人口寿命预期的提高,十几年之前发达国家就开始对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他们或是在既定现收现付制下提高退休年龄,或是通过引入个人账户和建立积累制,改变制度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应对老龄化的压力更大,延迟退休可能不可避免,但是这也只是治标不治本,而且只是简单强调延迟退休以缓解养老缺口,无异于用穷人的钱补贴富人,这其实很不公平。
之所以这么说,就要回到当下的养老制度的深层次问题上来,也就是郑秉文所说的“双轨制”:养老制度在中国实际是“一国两制”,更准确地说,是“一国四制”:公务员在金字塔的顶端,紧接着的是事业单位职工,然后是还算有点保障的城镇职工,最后是大部分还基本没有保障的农民、部分城市居民。必须直面的是,当下养老制度给大部分阶层、群体造成的公平性焦虑。普通公众(及其所在的企业)承担了较重的负担,却享受不到不需要自己掏钱或缴纳很少养老金的事业单位、机关单位职工那样的养老待遇。
延迟退休当然可以讨论和研究,但在公平问题未得到很好解决的背景下,以养老缺口为借口,贸然说要推行延迟退休,不反对恐怕不是正常理性的人。具体而言,养老制度是采取美国模式还是欧洲模式、日本模式,是现支现付,还是用未来的钱填当下的窟窿可以进一步研究和讨论。但无论如何,无法回避的是,之所以大部分公众反对延迟退休,这和目前的养老制度不公平有密切关系。
因此,当下最迫切的不是讨论是否要延迟退休年龄,而是竭力推动养老制度改革,及时调整生育政策。在今年7月的新闻发布会上,对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问题,尹成基表示,山西等五省市的试点仍是第一步。但当前,这五个试点省份的工作事实上并未实质性推开——这恐怕不是好消息。应该意识到,被迫延迟退休年龄是果不是因,养老基金缺口也更多是历史制度因素所造成。更何况,中国人口结构问题越来越突出,不在生育制度上多下功夫,却治标不治本地试图简单延迟退休年龄,岂不是南辕北辙。
不仅如此,延迟退休弊端也很多,既加重企业负担,也导致企业、社会运转效率降低,老年人毕竟体力、思维、健康都不如年轻人。如日本,因为老年就业人口较多,其经济效率和活力比以前大大降低。日本是在整个社会老龄化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大量大龄人口被迫就业。对此我们当引以为鉴,中国的人口红利也已经接近尾声,如果不及时解决人口结构问题,不改革不公平的养老制度本身,走到日本那一步,恐怕是各方都不愿意看到的。希望相关部门能一方面推进养老制度朝着公平的方向改革,一方面能早日改善人口结构性问题。
慧择提示:养老问题是全社会的大难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努力,不要只从一个方面来考虑。损害大部分人的利益来满足少数人的需求,这种做法注定受到人们的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