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全球唯一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也是全球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为1.776亿人,占人口总数的13.26%,其中65岁以上人口为1.19亿人,占总人口的8.87%。“十二五”时期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期。预计到2015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16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6.7%,年均净增逾800万人,并将超过新增人口数量。
一直以来,老龄化被看作是与“人口红利”相对的“人口负债”。人口老龄化确实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许多挑战和冲击。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加,将导致用于养老资源总量增加。例如,需增加有关养老的财政支出,提高企业养老金的支付水平,配置更多与养老有关的公共设施等。这些都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经济资源配置格局的改变。同时劳动力严重短缺也将带来经济总产出下降,储蓄率下降,投资减少等。
中国养老金支出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数据表明,当前我国社会基本养老制度的覆盖人口约为2.6亿人,其中1.9亿人为缴费人口,而另外7000万人为领取养老金的人。养老金支出面临非常大的压力。2011年底,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为2.5万亿元,但是个人账户实有资金仅有2703亿元,空账金额高达2.2万亿元。
一方面是不断增加的养老保障需求,而另一方面却面临着非常大的养老资金压力,那么中国应该选取什么样的模式?笔者认为,中国的养老体制安排需要与“未富先老”的国情相一致。在较低收入水平下解决中国养老问题,既要考虑人口老龄化对现行养老保障体系的挑战,又要考虑财政压力量力而行,防止对长期增长带来冲击。因此,我们需要从可持续性角度对中国养老保障体制改革进行评估,并结合人口老龄化趋势和经济增长前景,兼顾“效率”和“公平”,建立可持续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
在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快速变迁、传统家庭养老保障功能萎缩、政府财政支付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推进社会化养老共建保障模式应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首选模式。而这种多元支撑的社会化养老保障模式就需要养老公共服务体系、社会化养老机构、社会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等一系列制度设计的全面跟进。
第一个层次,应通过针对老龄人口的福利政策,让退休养老待遇与工资增长脱钩,与物价上涨相挂钩,真正让老龄化福利与国民的收入增长同步。
第二个层次,完善养老补贴制度,延续居家养老模式。从真正体现“供养与反哺”的血脉相承和中华道德传统的角度看,居家养老模式还是最被认可的,但要看到新的年青一代面临的是“421”新的家庭结构,政府如何通过各种养老补贴制度为其减负,至关重要。
第三个层次,加大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执行力度。由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统筹模式,即企业和个人为主、政府提供补贴、实行现收现付筹资方式,是一种强制储蓄型的养老保障模式。
第四个层次,要积极壮大养老基金规模,为养老基金保值增值需要出口。对于养老金既要体外“输血”,还要自身“造血”。全国社保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9.8%,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收益率大多时间不到2%,甚至还没有跑赢通胀。
此外,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养老资金占比相当低。例如,养老基金占GDP的比例最高的是挪威,为83%左右,日本是25%,美国是15%,中国只占到GDP的2%。因此,为养老金寻找增值渠道,拓宽养老金融资渠道是未来的必然趋势。应该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积极拓展股票投资、债券投资、私募基金以及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把养老基金做强做大,并使之成为中国人养老的“资金池”
慧择提示:面对着庞大的养老压力,中国社保的养老资金严重不足,我们要不断的扩大养老资金的投资范围,让养老金生出更多的养老金,这样我国的养老问题的解决才会有可能。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们养老不能单纯的依赖社保,更多的时候要让商业保险担起养老的重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