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1世纪是老龄化世纪，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踏上这条路上或者已经步入老龄化，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老龄化的到来必会阻碍其发展步伐，如何正确处理老龄化问题已经摆上了政府和国家的日程了，老龄化意味着中国经济模式发生变化，我们不能规避这一事实，只能迎头而上，寻找出路，更好的解决这一问题。
人口红利我们过去已经得享，以丰富的便宜劳动力和固定资产投资为增长引擎的经济增长模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随着2014年劳动力总量的拐点出现，中国社会的抚养比（dependency ratio，指总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数与劳动年龄人数的百分比）将快速攀升。在这种情况下，在廉价劳动力的盛宴中高歌猛进的低端中国制造业（更大胆一点的说法，是所有靠廉价劳动力支撑的低附加值产业）将无以为继。中国外向型经济结构必将调整，事实上，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导致外部市场萎缩，中国外向型经济便开启这一调整进程，而且调整的程度在逐年加剧。东莞经济就成了这一调整的样板。促成这种调整加剧压力不仅仅来自外部市场，更大的压力还是年轻的劳动力在逐年减少！要知道，外部需求始终过去三十四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主要动力，尽管2000年后的城市化推动，改变了由外向经济独臂擎天的状况而实现了二条腿走路！但中国出口总额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在人口结构变化的重压下，这种经济模式将因支持的困素消失而失去效力。
还有，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增长引擎——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业为代表）的影响同样深刻。而且可以断定，中国房地产最为辉煌的时期已经过去，以后房地产市场的增量只是旧量的更替和改造而不再是张力恢弘的扩张。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研究，人口老龄化对房价有明显的下行压力。在其他因素不变之时，老年人口抚养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真实房价会下降三分之二个百分点。以美国为例，2010年的前40年是由于婴儿潮时期（1950年后）出生的一代（baby boomer）为主要购房人群，即美国在出生上世纪70年代进入购房年龄，美国的房价比在“中性人口结构（人口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40%。然而，从2010年开始的后40年里，婴儿潮一代开始进入退休年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抛售房产变现，美国的房价将比在中性人口结构的情况下减少40%。除此之外，老龄化还将提高房地产业的融资成本，因为老龄化会导致储蓄率下降，而且会提高政府的养老金和医保支出，因此房地产业将越来越频繁地和政府一起争夺越来越有限的信贷资源。历史数据表明，房地产价格和长期融资成本（比如长期真实利率）成负相关性，因此老龄化会在供应层面（成本）和需求层面，对房地产价格形成下行压力。
老龄化对许多固定资产的价格的影响也如同此理。要知道，中国每年投资拉动的GDP高达40%，个别年份高达55%以上。由于人口增长放缓，基本建设投资的周边效应已逐年下降，即基本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拉动的效果会持续减弱。这一系迹象似乎奏响了将固定资产投资当经济增长火车头的发展模式的闭幕曲。
伴随这些出现的令人不安的现象是，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和日本上世纪90年代初的情形很类似，这不得不让人担忧起的长期可持续性。在这样的情况下，认为中国将在接下来的一两个十年，继续保持7%至-8%的增长速度的看法，未免乐观。第一个十年能实现5.5%，第二个十年能实现4.5%就很不错了。
请注意，上述结论不是理论的探索，而是趋势之使然。
老龄化开始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经济是令人焦虑的，因为它将是国人无法承受之重。无独有偶，美国公共政策企业研究所亚洲问题专家埃伯施塔特（Nicholas N. Eberstadt）在今年2月发表的展望2030年全球人口结构趋势报告，就曾指出了许多被人低估的人口结构变化以及产生的影响，特别对像就是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发展的巨大抑制作用。
第一个制约因素：劳动力人口增长的终结。在过去30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增长了三分之二，平均每年增长1.8%。在2014年到2030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会越来越快的减少。到了2030年，50岁至64岁劳动力对15岁至29岁劳动力的比率，将超过一点三倍，是现在的三点一比率数据正好倒了过个。
第二个制约因素，计划生育会使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在接下来的2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将呈爆炸性增长。201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有1.15亿，到了203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2.4亿，这就意味着中国的老年人口，将平均每年增长3.7%。老年人口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压力，将会是和中国同等收入国家中罕见的。
第三个制约因素，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中国适婚却无法婚配的男性数目会急剧增长。计划生育使中国的男女比率严重失调。2005年，中国官方的男女性别比率是1.2:1，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李伟雄说过：“2020年中国将有3000万到4000万光棍汉找不到老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无法结婚，后继无人的普遍性，将会使人口老龄化更加严重。而且这种情形也将极大地冲击社会的稳定。另外，婚房需求是房地产市场最重要的刚需之一，人口比例失调也将是房地产市场一股不容小觑的长期空头力量。
老龄化导致商业风险和交易成本将提高也不轻松。因为老龄化对中国的家庭结构将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到目前为止，中国主要依靠“关系”而不是西方社会普遍的信用制约来进行商业活动。血缘关系又是中国式“关系”的基石。这种关系网是在中国控制商业风险和交易成本的最重要工具。但是计划生育和老龄化将逐步侵蚀中国式“关系”的基础——血缘关系。如果中国不能及时建立信用制约的社会机制，中国的经济运行将会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
慧择提示：老龄化社会是当下的发展模式的无法承受之重，也是社会给我们出的难题，怎样解决这一问题关乎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情况，也关乎到后代人的生存条件。在同样面临欧洲老龄化压力的德国却能独善其身，而且一枝独秀，我们必须对此有所借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我们处理老龄化的正确方法。
人口红利我们过去已经得享，以丰富的便宜劳动力和固定资产投资为增长引擎的经济增长模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随着2014年劳动力总量的拐点出现，中国社会的抚养比（dependency ratio，指总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数与劳动年龄人数的百分比）将快速攀升。在这种情况下，在廉价劳动力的盛宴中高歌猛进的低端中国制造业（更大胆一点的说法，是所有靠廉价劳动力支撑的低附加值产业）将无以为继。中国外向型经济结构必将调整，事实上，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导致外部市场萎缩，中国外向型经济便开启这一调整进程，而且调整的程度在逐年加剧。东莞经济就成了这一调整的样板。促成这种调整加剧压力不仅仅来自外部市场，更大的压力还是年轻的劳动力在逐年减少！要知道，外部需求始终过去三十四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主要动力，尽管2000年后的城市化推动，改变了由外向经济独臂擎天的状况而实现了二条腿走路！但中国出口总额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在人口结构变化的重压下，这种经济模式将因支持的困素消失而失去效力。
还有，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增长引擎——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业为代表）的影响同样深刻。而且可以断定，中国房地产最为辉煌的时期已经过去，以后房地产市场的增量只是旧量的更替和改造而不再是张力恢弘的扩张。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研究，人口老龄化对房价有明显的下行压力。在其他因素不变之时，老年人口抚养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真实房价会下降三分之二个百分点。以美国为例，2010年的前40年是由于婴儿潮时期（1950年后）出生的一代（baby boomer）为主要购房人群，即美国在出生上世纪70年代进入购房年龄，美国的房价比在“中性人口结构（人口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40%。然而，从2010年开始的后40年里，婴儿潮一代开始进入退休年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抛售房产变现，美国的房价将比在中性人口结构的情况下减少40%。除此之外，老龄化还将提高房地产业的融资成本，因为老龄化会导致储蓄率下降，而且会提高政府的养老金和医保支出，因此房地产业将越来越频繁地和政府一起争夺越来越有限的信贷资源。历史数据表明，房地产价格和长期融资成本（比如长期真实利率）成负相关性，因此老龄化会在供应层面（成本）和需求层面，对房地产价格形成下行压力。
老龄化对许多固定资产的价格的影响也如同此理。要知道，中国每年投资拉动的GDP高达40%，个别年份高达55%以上。由于人口增长放缓，基本建设投资的周边效应已逐年下降，即基本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拉动的效果会持续减弱。这一系迹象似乎奏响了将固定资产投资当经济增长火车头的发展模式的闭幕曲。
伴随这些出现的令人不安的现象是，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和日本上世纪90年代初的情形很类似，这不得不让人担忧起的长期可持续性。在这样的情况下，认为中国将在接下来的一两个十年，继续保持7%至-8%的增长速度的看法，未免乐观。第一个十年能实现5.5%，第二个十年能实现4.5%就很不错了。
请注意，上述结论不是理论的探索，而是趋势之使然。
老龄化开始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经济是令人焦虑的，因为它将是国人无法承受之重。无独有偶，美国公共政策企业研究所亚洲问题专家埃伯施塔特（Nicholas N. Eberstadt）在今年2月发表的展望2030年全球人口结构趋势报告，就曾指出了许多被人低估的人口结构变化以及产生的影响，特别对像就是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发展的巨大抑制作用。
第一个制约因素：劳动力人口增长的终结。在过去30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增长了三分之二，平均每年增长1.8%。在2014年到2030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会越来越快的减少。到了2030年，50岁至64岁劳动力对15岁至29岁劳动力的比率，将超过一点三倍，是现在的三点一比率数据正好倒了过个。
第二个制约因素，计划生育会使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在接下来的2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将呈爆炸性增长。201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有1.15亿，到了203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2.4亿，这就意味着中国的老年人口，将平均每年增长3.7%。老年人口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压力，将会是和中国同等收入国家中罕见的。
第三个制约因素，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中国适婚却无法婚配的男性数目会急剧增长。计划生育使中国的男女比率严重失调。2005年，中国官方的男女性别比率是1.2:1，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李伟雄说过：“2020年中国将有3000万到4000万光棍汉找不到老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无法结婚，后继无人的普遍性，将会使人口老龄化更加严重。而且这种情形也将极大地冲击社会的稳定。另外，婚房需求是房地产市场最重要的刚需之一，人口比例失调也将是房地产市场一股不容小觑的长期空头力量。
老龄化导致商业风险和交易成本将提高也不轻松。因为老龄化对中国的家庭结构将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到目前为止，中国主要依靠“关系”而不是西方社会普遍的信用制约来进行商业活动。血缘关系又是中国式“关系”的基石。这种关系网是在中国控制商业风险和交易成本的最重要工具。但是计划生育和老龄化将逐步侵蚀中国式“关系”的基础——血缘关系。如果中国不能及时建立信用制约的社会机制，中国的经济运行将会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
慧择提示：老龄化社会是当下的发展模式的无法承受之重，也是社会给我们出的难题，怎样解决这一问题关乎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情况，也关乎到后代人的生存条件。在同样面临欧洲老龄化压力的德国却能独善其身，而且一枝独秀，我们必须对此有所借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我们处理老龄化的正确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