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仍有着诸多问题需要改革。就目前而言。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入市投资将面临巨大的投资风险，无异于让那些最不能承受风险的社会阶层，用其财产组合中最需避险的部分，去世界上最具波动性的资本市场从事高风险投资。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开始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1997年正式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以下简称“统账结合模式”），此后进行了做实个人账户的试点，完善了养老金计发办法。但是，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究竟应实行怎样的筹资模式，是否应当做实个人账户，始终是学界争论的焦点。
人口老龄化的巨大挑战
由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生活水平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加上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我国人口在迅速老龄化。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从1.3亿增加到1.776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从10.5%增加到13.3%。65岁及以上老人从8837万人增长到1.1883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从7%增加到8.9%。据世界银行预测，到205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26.1%左右，接近经合组织国家2020年26.9%的水平。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未富先老”，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都在5000-10000美元以上，而中国在跨入老龄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1000多美元，仍属于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行列。与此同时，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明显高于城市，到2010年底，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已达15.4%，比全国13.26%的平均水平高出2.14个百分点。
人口老龄化给养老保险带来了巨大挑战。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中国老年人口抚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与15-64岁人口数之比），由1990年的8.3%上升到2010年的11.9%，而据世界银行预测，中国老年人口抚养比将在2020年达到15.5%，2030年达到21.7%，到2050年进一步升至31.2%。老年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上升，使在职者赡养负担不断加重。2010年，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赡养率（参保离退休人数与在职职工人数之比）为32.5%，相当于每3.1个参保的在职职工供养一个参保的离退休人员，而在1990年为每5.4人供养1人。与此同时，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不断增加，按当年价计算，1989-2011年，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年均增长23.7%，高于同期GDP增速7.4个百分点，2011年，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12765亿元，比上年增长20.9%，占当年GDP的比重达到2.7%。一方面，如果制度赡养率不降低，为确保养老金待遇，必须提高缴费率；另一方面，过高的制度赡养率和缴费率，驱使一些参保者逃避参保缴费。这就形成了人口加速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保险筹资困局。因此，如何强化制度的激励机制，有效筹集资金，化解人口老龄化高峰时的支付压力，成为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逻辑主线。
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积累制的经济社会条件远不成熟
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需要依靠积累来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当前，困扰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突出问题不是储蓄不足，不是投资不足，而是伴随储蓄率过高的消费不足，是伴随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的投资效率低下。联合国数据表明，中国储蓄率（按支出法GDP计算）从2007 年开始突破50%，2010年达到51.9%，不仅远远高于英美等发达国家，也比世界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近20个百分点。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保持了高速增长态势，但经济增长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结构特征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在不断强化。从2000年到2011年，中国投资率由35.3%持续上升到49.2%，而消费率却由62.3%一直下降到48.2%，居民消费率更是由46.4%降到34.2%，达到了改革以来的最低点。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长期存在的重复建设、低水平过度竞争、粗放型扩张、政企不分等深层次矛盾不断加剧。从2009年开始，随着投资增速的加快，新一轮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已在更大范围出现。在国家统计局监测的24个行业中，有21个行业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成熟的制造业几乎找不出一个产能不足的行业。在储蓄不能转为有效投资的情况下，实行完全积累制，继续推高储蓄率，显然缺乏现实意义。
中国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足以支撑一定程度的现收现付。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亨利·艾伦（H. J. Aaron）发表了题为《社会保障悖论》的文章，提出了一个“艾伦条件”（Aaron Condition），即如果一国的劳动人口增长率加上实际工资增长率之和大于实际利息率，则实行现收现付制就能带来代际的帕累托最优配置，从而优于完全积累制。在1991-2010年间，除个别年份（1991年和1997年）外，中国均能满足“艾伦条件”。展望将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将带来城镇人口的持续增长。根据原国家计委“中国劳动就业预测”课题组的测算，2000-2030年，我国城镇劳动适龄人口年均增长将达到3.1%。根据世界银行对未来我国年实际工资增长率的预测，2011-2030年每年都将达到4%，2030年后为3%。就实际利率而言，如果未来居民储蓄率不出现大幅下降的话，那么实际利率也不会被剧烈推高。可以推断，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艾伦条件”在中国仍将得到满足。
慧择提示：尽管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迅速，但是尚未成熟的金融市场波动也是相当频繁的。在这种背景下，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入市投资将面临巨大的投资风险，无异于让那些最不能承受风险的社会阶层，用其财产组合中最需避险的部分，去世界上最具波动性的资本市场从事高风险投资。这将极大地背离我国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初衷。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开始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1997年正式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以下简称“统账结合模式”），此后进行了做实个人账户的试点，完善了养老金计发办法。但是，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究竟应实行怎样的筹资模式，是否应当做实个人账户，始终是学界争论的焦点。
人口老龄化的巨大挑战
由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生活水平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加上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我国人口在迅速老龄化。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从1.3亿增加到1.776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从10.5%增加到13.3%。65岁及以上老人从8837万人增长到1.1883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从7%增加到8.9%。据世界银行预测，到205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26.1%左右，接近经合组织国家2020年26.9%的水平。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未富先老”，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都在5000-10000美元以上，而中国在跨入老龄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1000多美元，仍属于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行列。与此同时，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明显高于城市，到2010年底，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已达15.4%，比全国13.26%的平均水平高出2.14个百分点。
人口老龄化给养老保险带来了巨大挑战。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中国老年人口抚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与15-64岁人口数之比），由1990年的8.3%上升到2010年的11.9%，而据世界银行预测，中国老年人口抚养比将在2020年达到15.5%，2030年达到21.7%，到2050年进一步升至31.2%。老年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上升，使在职者赡养负担不断加重。2010年，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赡养率（参保离退休人数与在职职工人数之比）为32.5%，相当于每3.1个参保的在职职工供养一个参保的离退休人员，而在1990年为每5.4人供养1人。与此同时，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不断增加，按当年价计算，1989-2011年，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年均增长23.7%，高于同期GDP增速7.4个百分点，2011年，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12765亿元，比上年增长20.9%，占当年GDP的比重达到2.7%。一方面，如果制度赡养率不降低，为确保养老金待遇，必须提高缴费率；另一方面，过高的制度赡养率和缴费率，驱使一些参保者逃避参保缴费。这就形成了人口加速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保险筹资困局。因此，如何强化制度的激励机制，有效筹集资金，化解人口老龄化高峰时的支付压力，成为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逻辑主线。
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积累制的经济社会条件远不成熟
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需要依靠积累来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当前，困扰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突出问题不是储蓄不足，不是投资不足，而是伴随储蓄率过高的消费不足，是伴随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的投资效率低下。联合国数据表明，中国储蓄率（按支出法GDP计算）从2007 年开始突破50%，2010年达到51.9%，不仅远远高于英美等发达国家，也比世界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近20个百分点。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保持了高速增长态势，但经济增长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结构特征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在不断强化。从2000年到2011年，中国投资率由35.3%持续上升到49.2%，而消费率却由62.3%一直下降到48.2%，居民消费率更是由46.4%降到34.2%，达到了改革以来的最低点。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长期存在的重复建设、低水平过度竞争、粗放型扩张、政企不分等深层次矛盾不断加剧。从2009年开始，随着投资增速的加快，新一轮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已在更大范围出现。在国家统计局监测的24个行业中，有21个行业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成熟的制造业几乎找不出一个产能不足的行业。在储蓄不能转为有效投资的情况下，实行完全积累制，继续推高储蓄率，显然缺乏现实意义。
中国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足以支撑一定程度的现收现付。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亨利·艾伦（H. J. Aaron）发表了题为《社会保障悖论》的文章，提出了一个“艾伦条件”（Aaron Condition），即如果一国的劳动人口增长率加上实际工资增长率之和大于实际利息率，则实行现收现付制就能带来代际的帕累托最优配置，从而优于完全积累制。在1991-2010年间，除个别年份（1991年和1997年）外，中国均能满足“艾伦条件”。展望将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将带来城镇人口的持续增长。根据原国家计委“中国劳动就业预测”课题组的测算，2000-2030年，我国城镇劳动适龄人口年均增长将达到3.1%。根据世界银行对未来我国年实际工资增长率的预测，2011-2030年每年都将达到4%，2030年后为3%。就实际利率而言，如果未来居民储蓄率不出现大幅下降的话，那么实际利率也不会被剧烈推高。可以推断，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艾伦条件”在中国仍将得到满足。
慧择提示：尽管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迅速，但是尚未成熟的金融市场波动也是相当频繁的。在这种背景下，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入市投资将面临巨大的投资风险，无异于让那些最不能承受风险的社会阶层，用其财产组合中最需避险的部分，去世界上最具波动性的资本市场从事高风险投资。这将极大地背离我国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