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保险意识本来就不高，不过，随着经济发展，保险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中产阶级的避险之选。前段时间，一篇《流感下的北京中年》的文章，让保险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不过，很多时候，一些人买了保险，最后却被保险公司拒保，被拒保之后，就是投诉、官司，费时费力。最终，变为民众对保险的不信任。
保险是一个高度依赖法治的服务，与此同时，毋庸讳言，中国的法治还存在一些问题。市场的问题，就是创新的机会，企业总会想办法在既定的约束下给出最好的办法。最近，蚂蚁保险与信美相互推出了一个针对少儿高发大病保险“宝贝守护计划”，就采取了由宝贝守护计划会员组成赔审团，投票决定争议事件的理赔。这也是行业内首个由保民自己决定理赔结果的公共机制。
这种制度创新，源于这种保险，本身是一种相互制保险，简单的说，即会员互保，投保人和保险人利益一致，由客户参与管理。这就使得投保人可以形成一个共同体，所以可以做出制度创新，由多人投票，来简单的解决了信任问题。
从技术角度看，这是互联网对传统保险业的一种改造，是一种基于技术的制度创新。互联网极大的提升了会员参与讨论的便利性。这使得相互制保险，可以在互联网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由会员本身来参与决策。这也使得相互制这种保险，可以叠加上互联网，在未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陪审团高度参考了真实的陪审团制度。“赔审团”成员必须是信美的客户，对于想要未来参与“赔审”的会员，公司会对其进行保险理赔知识的培训，这类似真实法庭上法官对陪审团在法律上的引导。每次可以选200人参与裁决，人选随机推送，这类似对陪审团成员的挑选。提出“理赔”维权申请的人，如果对于“赔审团”人选不接受，公司将再随机选取，直至提出申请者满意，这类似于控辩双方，在人选上博弈，争取潜在有利于自己的陪审团成员。
当然，互联网对传统行业的改造，只能是提升，但不能伤害行业的本质。那么，陪审团有普通人构成，会不会容易感情用事，同情弱者、做出不专业的抉择呢？
在真实世界的司法中，往往有受害者，这就使得陪审团对受害者的同情，转化为对加害者的愤怒，在做出惩罚的选择时，就没有内疚感、负罪感。但是，在健康保险案件中，没有加害者，只有不幸的患者。这就使得每一个做出决定的人，哪怕是匿名的，也会一定程度上背负上“内疚”。为了躲避这种“内疚”，保险陪审团会不会放弃原则，选择赔付呢？不过，与此同时，陪审团本人也是相互制保险成员，赔付意味着把自己的利益拿一部分出去。如果“赔审团”想多赔付，那么就可能会影响公司的经营利润，所有成员的利益均会受损。反过来说，如果陪审团倾采取苛刻的态度，经常选择严厉的审视，拒绝赔付，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惯例，一种文化，但陪审团的成员自己遇到需要陪审团选择的情况的时候，自己不能获赔，也会损害自己的利益。所以，在多方约束之下，依据规则来进行，反而是心理成本最小的方法。
从数据来看，陪审团做的还不错。
第一起案例，是患儿身体不适住院后，医生发现白细胞极度异常，在血液报告中，标识了“危及”，出院诊断，也注明怀疑血液系统疾病。孩子的投保，是在家长了解到白细胞异常之后。然后，最终确诊白血病。所以，保险公司拒付，进入陪审团流程。5000余名来自各行各业的“赔审员”在阅读了包括病例、血液检查报告、投保说明书之后，有76%的赔审员选择了“不予理赔”。
第二起案例，是孩子出现血小板减少异常在前，投保在后，一个月后确证白血病。保险公司拒保之后，孩子的母亲认为，在申请投保宝贝守护计划前，并不知道患儿得的是白血病，普通流感也可以造成血小板低下，因此并不存在故意隐瞒病情的事实，所以申诉，进入陪审团流程。陪审团支持了她的观点。由9217名“宝贝守护计划”消费者组成的“赔审团”，经过24小时投票，最后以59%做出了支持赔付的决定。决定出来之后，保险公司马上打款。有人说，第二起案件让其他保险公司看傻了眼。
第一次几乎明确的带病投保，有76%的赔审员选择了“不予理赔”。考虑到毕竟最终未能确诊，存在合理的同情空间，所以有一部分人选择了同意赔付，这个数据是符合理性的判断的。那么，是否第一次做出拒付的决定之后，使得陪审团心存负疚，从而心软，给了第二个孩子赔付？考虑到第二次检验报告的血小板异常，的确大概率的可能由其他原因引起，所以，有更多的人支持赔付，也是理性的、合理的。但与此同时，赔付的决定的优势不大，仅59%。所以，从两次的数据看，这个系统目前运行得不错，都是基于理性与规则的判断。可以预料的是，接下来，随着选择次数的增加，心理阈值的提升，做出判断的时候，感情因素会更少。
这种改造不仅仅停留在商业模式上。
陪审团这种制度创新，使人直面“情与理”的抉择，可以帮助公众在这个过程中加深对保险的认知，促进保险意识的提高。从更大层面来说，这也能促进整个社会公共意识的提高。根据官方说法，首个赔审案例他们完全无把握，存在很多担心，担心投票用户少达不到最低票数399票，担心投票用户一边倒的支持赔付，担心用户不看案情不讨论随意投票。结果用户参与度之高，讨论案情激烈程度及最终结果都超出预期。所以，这个系统运行良好，打破了所谓中国国民素质不高的说法，证明只要在合适的氛围之下，中国人可以有效的参与自己身边的公共事务。从这个角度，保险陪审团制度，其实践意义本身已经一定程度上大过赔审团机制本身的价值。
“互联网+”，不仅是提供了技术基础，使得众人决策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在契约的前提下，在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上，起到了对法律的替代作用。解决了保险公司长期面临的高成本的法律事物，以小成本解决高成本的信任问题，从而获得更大的市场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