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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众所周知,庞大的汽车保有基数与日益不堪重负的交通压力,短短几年,首都摇身一变成为“首堵”,令政府和市民不堪忍受,这才使摇号限购政策浮出水面,但对此其它城市一直处于以观其效的旁观之中,不敢轻易试水。然而,随着近日人士不显山也不露水的贵阳市“汽车限购令”的爆出,国内车市中这个尴尬且饱含争议的话题重又回到人们的视野。
近日,贵阳市政府发布了《贵阳市小客车号牌管理暂行规定》。根据《规定》,自2011年7月12日起,贵阳新登记的小客车将实行新号牌核发规定。新号牌分两类,第一类是小型客车专段号牌,准许驶入所有道路,该类号牌实行配额管理制度,每月2000辆;第二类是普通号牌,禁止驶入一环路(含一环路)以内道路,核发数量不受限制。
贵阳限购令的出台,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作为西部省会城市,贵阳的经济并不发达。相对于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贵阳经济还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这类城市的汽车政策应该是激进的,而其《规定》的颁布恰恰限制了汽车的消费。
2009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汽车产业等支柱性产业的影响,国务院曾颁布《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其中明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清理取消现行限制汽车购置的不合理规定,其中就包括“牌照注册数量”。贵阳限购令明显与这一国家产业政策的主旨背道而驰。
而就在不久前,国家提出对二、三线城市的楼市进行限购。楼市的药是否在车市中对症?对于北京限购政策,其他城市能否如此照搬?贵阳限购令能否达到预期效果?业内人士众说纷纭。
多数专家认为,限购是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下策中的下策。因为我们有很多办法可以解决交通拥堵,比如说改善基础设施,强化公共交通运行和建设,提高车辆的使用成本,鼓励市民尽可能地选择公共交通工具等。只有在这些举措都不见效或者城市资源已经彻底饱和的情况下,才会采取限购措施,半年前的北京限购政策即是在此种情况下孕育出台。
然而,作为汽车产销的三线城市,贵阳限购令本身虽不会对汽车产销带来多大影响,但是其示范效应的负面作用却是无法预期的。业内相关人士认为,贵阳没按北京“建管限(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交通管理、牌照限购)”的三步走,而是以限购令以期一步到位,“是一种懒政思维”。甚至有看法认为:“对贵阳来说,限购政策是一个以堵代疏、以逸待劳、消极偷懒、回避矛盾和责任的举措。”
限购令的出台,或许会令贵阳市的城市交通拥堵状况稍有缓解,但终究是治标之策。在贵阳,治理拥堵并不是一个新话题,而是一个讨论了数年的旧案。据了解,除了城市规划不完善和地形地貌的特殊性之外,贵阳的公交车占道违章、基础设施建设不合理及交通监管不力,尤其使贵阳的交通拥堵状况进一步加剧。
据业内人士调查,贵阳当地静态交通问题严重,停车场、停车位等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许多市民把车违规停在路边。而且,由于交警和协警对违章情况执法不严,造成了车主违章成本低,任意变道占道,形成了恶性循环。
即使退一步讲,为了治堵,限购政策也应尽量创造出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对公车、私车的消费约束应一视同仁。如果单单依靠约束私车消费而对公车消费予以放任,限购令的效果如何暂且不说,多数市民肯定会对此怨声载道,不利于政策的顺利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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