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总体战略正在全面开启

　　【摘要】近期，“一带一路”的总体战略正在积极实施中，“一带一路”的总体战略是亚洲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新篇章。在此过程中，特别是初期，更多是关注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为地区的持续和健康发展打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条件。

　　从目前的数据资料显示，“一带一路”拟建和在建的基础设施规模已达到10400亿元。但与此同时，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亚洲地区的风险管理，特别是巨灾风险管理。

　　为了解决亚洲地区在巨灾风险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为了更好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建议在“一带一路”的总体框架下，比照“亚投行”的模式，由我国发起设立“亚洲巨灾保险基金”，同时，成立基金管理机构——亚洲巨灾保险基金理事会，负责基金以及亚洲地区巨灾风险管理的相关工作。

　　亚洲是各类自然灾害最多发地区
　　研究表明，亚洲一直是全球各类自然灾害最多发的地区，给地区的经济和发展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同时，由于大多数属于发展中国家，风险意识和教育，防灾、应急和救灾能力相对落后，因此，灾害导致的损失往往非常大，“因灾返贫”问题日益突出。
　　2013年世界银行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亚洲地区在过去20年中，因地震、海啸、台风、洪水等巨灾，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4350亿美元，受灾人口达16亿，占到全球巨灾损失的六成。瑞士再保险公司的SIGMA报告指出：2014年全球自然灾害与人为灾难造成的经济损失总额为1099亿美元，其中亚洲占了47%，达到了517亿。从地区差异情况看，亚太地区遭遇巨灾的风险系数是北美的9倍，更是欧洲的67倍。
　　一直以来，国际组织和亚洲各国政府高度关注地区风险管理，特别是巨灾风险管理问题。无论是联合国推动的“国际减灾战略（UNISDR）”，特别是“国际减灾十年（IDNDR）”，还是亚洲减灾部长级会议，以及各国政府均将自然灾害的风险管理放到了一个突出位置，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持续推动地区巨灾风险损失情况的改善。
　　如我国政府建立了持续的“国家综合减灾的五年规划”，形成了以国家减灾委员会为平台的管理机制。在巨灾风险管理方面，近年来，推动了农村的农房保险制度，同时，深圳、宁波等地开展了巨灾保险的试点工作。不久前，在中国保监会的主导下，“中国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共同体（CREIP）”宣告成立。
　　再如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住宅地震保险制度，同时，在经历了2011年大洪水之后，泰国政府也建立了“国家巨灾保险基金”。但尽管如此，亚洲地区的巨灾风险暴露仍是一个现实和巨大的威胁，将直接威胁“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
　　此外，保险赔偿水平相对低也是亚洲存在的突出问题，通常为社会总损失的15%，而北美洲则高达50%以上。
　　在2015年3月召开的联合国第三次世界减轻灾害风险大会上，通过的《2015-2030仙台减轻灾害风险框架》明确要强化灾害风险转移和分担机制的完善，开发减轻灾害风险的新产品，推动全球和区域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尤其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减灾国际合作。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的资源用于减轻灾害风险，利用现有的机制、平台将减轻灾害风险中的信息共享、技术转移等纳入多边与双边发展援助方案。
　　因此，亚洲地区要进一步加强巨灾风险管理，这不仅需要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更需要地区的合作与协同，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无疑给了“区域解决”一个良好的契机。

　　建议设立亚洲巨灾保险基金
　　风险管理和保险，尤其是针对巨灾风险，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有效解决偿付能力问题，即确保“赔得起”。具体而言，是能够在一个更大范围内实现风险的分散，而实现这种分散，通常需要构建一个专门的资金池，即巨灾保险基金。通过这个平台，能够实现地区范围内的巨灾风险基金的集合、共享、互助和管理，同时，能够实现与地区外的合作，以实现在更大范围的风险分散。
　　从风险管理的视角看，则需要高度关注并重视“减量”控制和管理问题，因为，财富增加是预期的，而灾害损失却是确定的。从目前的情况看，亚洲地区巨灾风险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缺乏系统性、专业性和有效性。
　　首先，亚洲地区的巨灾风险管理功能，大多分散在各个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国际组织和不同的国家，尤其是灾害信息和防灾减灾技术管理方面，地区的系统协调和协同能力相对较差。
　　其次，由于地区巨灾风险管理组织均属于“大会”和“论坛”等模式，并非常设机构，缺乏常态化和专门化的管理平台和机制，专业性就难以保证。
　　第三，无论是信息和技术的应用，还是巨灾保险制度推广，均需要一个协调和推动的平台，特别是巨灾保险基金保障方面，否则，巨灾风险的管理和灾后重建资金保障就难以“落地”，有效性将面临巨大挑战。
　　为了解决亚洲地区在巨灾风险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为了更好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建议在“一带一路”的总体框架下，参考欧盟的《关于欧盟内部灾害防范的共同框架的决议》以及区域风险管理一体化战略，借鉴“加勒比巨灾风险保险基金（CCRIF）”等区域巨灾保险基金的具体实践，比照“亚投行”的模式，由我国发起设立“亚洲巨灾保险基金”，同时，成立基金管理机构——亚洲巨灾保险基金理事会，负责基金以及亚洲地区巨灾风险管理的相关工作。
　　这种区域性巨灾保险基金是一种跨国性、区域性基金，能够扩大风险同质体的范围和保险基金的规模，并通过一定的投资手段实现其增值，一旦成员国发生重大灾害，基金将给予一定经济补偿，达到“聚八方多时之力，济一地一时之困”的效果。

　　先行推动中国-东盟巨灾保险合作机制
　　“亚洲巨灾保险基金”要针对存在的问题，重点关注并解决好几个关键。
　　一是灾害信息的互通和共享。目前，国际层面已构建了利用成员机构提供的卫星资源，向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的国家和地区无偿提供相关卫星数据和信息，用以进行灾害监测与管理、紧急救援与灾后重建的机制。同时，地区层面，各国也建立了基于本国灾害信息的管理机制，积累了大量的巨灾风险数据。
　　但巨灾风险管理的特点决定了需要一个基于其影响范围的“区域信息管理”模式和机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技术和管理平台，实现对于灾害信息的统筹协调、共享保障、技术支持、统一标准和应用管理等，为区域的灾害预测、灾害预警、灾害评估、决策支持、协同行动奠定基础。如欧盟的E-Risk系统以卫星宽带传输技术为基础，协助成员国开展涉及洪水、海啸、地震、火灾、核泄漏、恐怖事件等各类风险的监测和信息分析。
　　二是灾害管理资源和技术的统筹与合作。除了信息资源外，在灾害管理过程中最重要任务是抢险救灾资源的保障，包括救援力量的协调，救灾物资的准备与调度，而一旦发生巨灾，一个国家的力量和资源往往仍显得捉襟见肘，需要在地区范围内统筹。
　　在近年的抢险救灾过程中，救援力量的国际协同机制相对完善，效果也较好。但在备灾机制方面，“亚洲备灾中心（ADPC）”更多的是通过教育培训，实现技术能力范畴的备灾，而非物质层面。从总体情况看，亚洲的物资备灾方面，仍存在不小的差距，不能有效满足抢险救灾的需要。
　　因此，需要搭建一个平台，一方面能够建立跨国的区域性备灾基地，确保救灾资源保障的快速响应机制，另一方面能够有效协调各国的救灾物资的生产与调运。此外，通过这个平台，能够进一步加强科技减灾领域的区域合作，实现灾害信息的共享、模型、评估、制图、监测、多灾种预警系统等方面的研发合作工作。
　　三是灾后重建资金的积累与保障。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巨灾的影响往往存在“叠加效应”并导致恶性循环，即一方面巨灾带来了大量的经济损失，而抢险救灾又额外加重了经济，特别是财政的负担；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额外支出，势必压缩投资，影响了预期的经济增长，减少了经济来源。
　　因此，通过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形成一种长期的积累机制，为灾后重建提供资金保障，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而一个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和地区，无论是自身财力和积累能力，还是分散范围均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通过建立“亚洲巨灾保险基金”，就能够实现更大范围的互助与合作。同时，在“亚洲巨灾保险基金”平台上，可以充分利用各种金融工具，包括巨灾证券化等，进一步放大“亚洲巨灾保险基金”的保障作用。
　　作为“亚洲巨灾保险基金”的前期项目，建议先行推动“中国-东盟巨灾保险合作机制”。
　　在2013年于文莱召开的第17届东盟金融部长会议上，各国一致同意建立一个多部门的灾害风险金融及保险协调委员会，并与东盟灾害管理委员会进行密切沟通，全面实施“东盟灾害风险金融及保险路线图”。2013年10月，李克强总理出席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提出“制定中国-东盟减灾合作行动计划”等倡议，得到了东盟成员国的积极响应。
　　在此基础上，我国的相关部门与东盟秘书处等东盟相关机构就建立“中国-东盟巨灾保险合作机制”等事宜深入交换了意见，得到了对方的积极回应。这一项目的实施，能够拓展中国－东盟在自然灾害应急与风险管理领域合作的范围及深度，实现我国国际人道主义合作从传统的资金及物资援助、技术转移、人员派遣等方式，逐步迈向政策倡导、机制制定乃至制度设计等领域，深化中国－东盟在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的合作伙伴关系。
　　特别是通过“中国-东盟巨灾风险保险基金”的方案倡导及推广实施，扩大东盟成员国参与程度，逐步提高基金规模，实现灾后应急资金及时划拨，减轻政府的资金流动性压力及财政负担，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和效率，从而增强东盟各成员国的巨灾风险防范能力。
　　同时，实现在巨灾风险评估研究、巨灾保险基金方案设计、人员交流与培训、政策倡导推广等领域的对接，从而保障中国－东盟自然灾害管理合作机制的可持续性。

　　慧择提示：“一带一路”的基本出发点是构建命运共同体，通过互联互通，共荣共生，合作共赢，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但目前开展的项目和合作看，更多的是针对“增量”的概念，即通过加大投入，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条件，为当地创造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