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2013年我国农险保费规模已达到了306.7亿元,仅次于美国全球排名第二,但2006年这个数字只为8.5亿元,七年间平均增速超过66%。但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在发布会上称,仍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待解决。
中国的农业区域分布非常分散,落实服务需要更高成本。所以如何降低成本和提高服务水平方面,都是必须要研究的问题。
陈文辉强调,除农险产品、服务需要升级外,农险如何与农业补贴、农村救济等强农惠农富农有机结合,保险与农业、财政、国土、水利、气象等部门间如何实现资源和数据的共享。如何提高补贴效应和补贴绩效,农业保险体制中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如何匹配。“要重点研究如何把这些政策怎么样有效匹配,真正起四两拨千斤作用。”
农业部财务司司长李健华在该会议上透露,财务司将增设农业补贴与金融处,集中人力配合财政部、保监会等部门开展金融保险支农重大问题研究、政策协调等工作。
“下一步我们还想争取和保监会联合下发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指导性文件。”李说,“农业部门有基层队伍优势,可帮助农民和保险机构开展投保、勘损、理赔等工作,推动保险政策落到实处。”
创新应“跳出农险思维”
陈文辉认为,发展农险还应从更宏观的战略层面考虑。如农村土地流转确权、农险与信贷等结合等,“对整个农业产业升级起作用”。
而信息化时代,农业保险在产品创新方面,如何开发出适应不同农业增长经营主体风险偏好和风险需求的产品,保险责任如何从传统的自然灾害向市场风险拓展,天气指数保险、目标价格保险、收入保险在中国的可行性如何。各地应该如何开展,如何深化农业保险与涉农信贷、抵押担保农产品期货的紧密结合都是需要逐步解决的问题。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突飞猛进,如何利用其在定价、服务模式、交易形式等方面改进传统的经营管理,如何保护和鼓励创新,创新的边界怎么界定,这都是需要我们研究的问题。”
他认为,农险相对分散的特性推高了服务成本,但如果它跟天气联系非常密切,则通过一些天气指数保险来可以解决。另外有时候一个农业上自然灾害的风险,可能随着科技的提升反而可控。
“我近期调研一个珍珠养殖场,规模大,各方面的防御措施做得好,自然灾害上的风险少了很多。但它对于市场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风险,对它的威胁更大,这个时候我们的价格指数可能就显得更加重要。”
2008年,我国经营农险的公司主要有人保财、中华联合,安华农险、安信农险、阳光农险等7家,市场份额达96%以上。2013年底增至23家,每个省市均有2-3家保险公司获得农险经办资格。
80%收入靠财政
尽管我国农险发展速度快、覆盖广。但农业部财务司司长李健华坦言,直接原因是“财政补贴政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据统计,目前各级财政保费补贴占到农险保费的80%,在全国农业保费收入中,享受财政补贴形成的农业保费收入占比达到98%。
他认为,我国农险还处在起步发展阶段,存在保障水平低、保险产品层次单一,保险补贴覆盖面不够等诸多问题。如农民通过保险赔付获得的资金还不能完全覆盖农业生产的物化成本,更不用说人力成本、土地租金等方面的投入。
再比如说渔业是个高风险的行业,占农业总产值10%左右,但它没有纳入中央财政保费补贴的范围。新型农业新主体等农业保险需求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满足。
李健华称,其今年6月赴美农业部访问时了解到,美国2014年到2018年农业法案在设立农业单产险、农业农产品价格险、农民收入险等险种的基础上,又增设了累计收入保护计划和补充保险选择两项保险内容。并在2014年到2023年,农业财政支持规模预计将削减160余亿美元的情况下,农业保险项目支持规模预计反而将增加57亿美元。
“可看出,美国正在调整财政补贴方式和结构,更多地通过保险来保障农民的收入。”李说。
10日发布的报告,由中国保险学会首次累计调查全国农户、农业经济组织和基层政府上万个,获得第一手资料统计而成。
报告的主要结论有:农户对低负担、高保障的农业保险产品需求强烈;农业产业化导致农业风险保障需求旺盛;农业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对价格保险需求强烈;协办人员积极性有待保护;区县政府普遍对完善农业保险制度有迫切需求;健全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络至关重要等,
针对上述调研现象,报告中给出一些政策建议,其中包括提高农业保险在农业灾害风险保障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完善农业保险补贴配套政策;进一步调动区县政府参与农业保险的积极性等。
慧择提示:综上可述,我们可以得知,农业保险七年平均增幅超66%,要想促进农业保险的健康发展,需要不断创新而且要“跳出农险思维”。此外,很多地区的财政保费补贴占到农险保费的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