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日，社会上出现一种社会怪象——“不收医保病人”。此事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关注，据调查显示，这种现象还很多。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据新华社电
“明明有空床位，却不收医保病人，他们凭什么不收我？”两会前夕，在网上征集百姓关注的问题时，北京一位老年慢性病患者谈到他去年11月份的就医经历时发问。
两会期间采访多位医疗行业的代表委员发现，“有空床却不收医保病人”现象并不鲜见，而且仅仅是医疗体系中诸多“怪现象”之一。
细数医疗“怪现象”
代表委员提及的医疗“怪现状”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控制医保病人入院”—每年10月份以后，一些医院会开始控制医保病人入院数量，出诊医生通常会以“没有空床位”等理由建议病人尤其是慢性病人到上级医院或别的医院就诊，事实上，“没有空床位”只是托词；
“看几种病就得挂几种号”—同时患有多种疾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消化道溃疡的患者，则需挂心血管、内分泌、消化三个门诊号，如果再同时患个感冒，还得再挂个呼吸科；
“开一个月药得跑四趟医院”—慢性病人比如扩张性心肌病、高脂血症、类风湿性关节炎等，需长期服药治疗，然而，当前制度下每次就诊只能开一周药量，意味着每月要去四次医院，请假、往返医院、挂号、候诊、看病、取药等；
“没有必要的检查费”—针对某些慢性病患者，明明可以采用100多元费用的慢检查，但在实际中，医生却开出高达600多元费用的快检查，而原因无非“想为医院多赚钱”。
“这些现象的普遍存在，一方面，加重患者经济负担和奔波劳累，另一方面，也显著增加了医院门诊人次和医生工作量，从某种程度上容易加大医患之间不理解，也成为医患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位医卫界全国政协委员说。
医保制度“惹的祸”
在接受采访的代表委员看来，这些“怪现象”的存在与现行医保制度不尽完善存在关联。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史大卓说，出于控制医保基金总额的初衷，医院管理部门以均次费用、药占比例等硬性指标评价医院医保管理：一方面，每个医院有总支付医保额度，且在实际操作中由医院先行垫付，超过部分医保中心将会拒付。于是，许多医院在医保费用将超标时就不愿诊治医保病人。
“这与我国当前医疗体制有关，医院很大程度上还是需要自负盈亏，在医保限额控制情况下，一旦费用超标，医院和医生就得自己掏腰包。”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大外科主任刘忠军说。
另一方面，现行制度过于强调控制均次费用，致使许多可开一个月药的慢性病，每次只能开一周或两周用药量，病人被迫多次往返医院。
此外，某些慢性病并不需要太多检查，需要的是服用相对昂贵药物，而为了满足“医疗费用与药费必须达到某个比例”的考核要求，医生也不得不选择为病患开出没有必要的检查。
事实上，“医院和医生也有办法规避一些费用控制，比如单病种设限额的情况，对于快超支的病人，可采取先出院再入院的办法，但这意味着病人和医院需要办理出院手续，再重新办理入院手续，医生则需要重新为病人建立病例档案等，显然会增加无谓的工作量，浪费医院人力，有时反而会加大医保系统的负担。”一位供职于某二级医院的医生说。
建言监管“换思路”
“简单用行政手段来规定某种病治疗限额的管理方式，显然是不科学的。”刘忠军代表说，以阑尾炎为例，20多岁的小伙子得阑尾炎和80多岁的老人得阑尾炎情况完全不同，老人治疗费用可能是小伙子的几倍甚至十几倍。
刘忠军代表说，一种病的治疗该花多少钱应该按照疾病的规律来决定，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国的医保规模总体是有限度的，完全放开限额并不现实；除了呼吁逐年加大医疗投入外，在管理上也需要找到一种相对折中的办法。
史大卓委员表示，有关部门应该转变监管“思路”，“管应该管的”；他并建议，医疗过程应该由医生来决定，“尊重专业意见”，监管要做的是监督治疗过程以及相关花费是否符合规范，而不是去硬性制定一个费用框架强制医院和医生执行。
多位代表委员建议，在相关医保制度规定的制定过程中，应由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共同研讨。
慧择提示：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针对这一现象，国家一定要找到解决的方法，既让医保人员能够得到救助，又解决医院的难题。
据新华社电
“明明有空床位，却不收医保病人，他们凭什么不收我？”两会前夕，在网上征集百姓关注的问题时，北京一位老年慢性病患者谈到他去年11月份的就医经历时发问。
两会期间采访多位医疗行业的代表委员发现，“有空床却不收医保病人”现象并不鲜见，而且仅仅是医疗体系中诸多“怪现象”之一。
细数医疗“怪现象”
代表委员提及的医疗“怪现状”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控制医保病人入院”—每年10月份以后，一些医院会开始控制医保病人入院数量，出诊医生通常会以“没有空床位”等理由建议病人尤其是慢性病人到上级医院或别的医院就诊，事实上，“没有空床位”只是托词；
“看几种病就得挂几种号”—同时患有多种疾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消化道溃疡的患者，则需挂心血管、内分泌、消化三个门诊号，如果再同时患个感冒，还得再挂个呼吸科；
“开一个月药得跑四趟医院”—慢性病人比如扩张性心肌病、高脂血症、类风湿性关节炎等，需长期服药治疗，然而，当前制度下每次就诊只能开一周药量，意味着每月要去四次医院，请假、往返医院、挂号、候诊、看病、取药等；
“没有必要的检查费”—针对某些慢性病患者，明明可以采用100多元费用的慢检查，但在实际中，医生却开出高达600多元费用的快检查，而原因无非“想为医院多赚钱”。
“这些现象的普遍存在，一方面，加重患者经济负担和奔波劳累，另一方面，也显著增加了医院门诊人次和医生工作量，从某种程度上容易加大医患之间不理解，也成为医患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位医卫界全国政协委员说。
医保制度“惹的祸”
在接受采访的代表委员看来，这些“怪现象”的存在与现行医保制度不尽完善存在关联。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史大卓说，出于控制医保基金总额的初衷，医院管理部门以均次费用、药占比例等硬性指标评价医院医保管理：一方面，每个医院有总支付医保额度，且在实际操作中由医院先行垫付，超过部分医保中心将会拒付。于是，许多医院在医保费用将超标时就不愿诊治医保病人。
“这与我国当前医疗体制有关，医院很大程度上还是需要自负盈亏，在医保限额控制情况下，一旦费用超标，医院和医生就得自己掏腰包。”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大外科主任刘忠军说。
另一方面，现行制度过于强调控制均次费用，致使许多可开一个月药的慢性病，每次只能开一周或两周用药量，病人被迫多次往返医院。
此外，某些慢性病并不需要太多检查，需要的是服用相对昂贵药物，而为了满足“医疗费用与药费必须达到某个比例”的考核要求，医生也不得不选择为病患开出没有必要的检查。
事实上，“医院和医生也有办法规避一些费用控制，比如单病种设限额的情况，对于快超支的病人，可采取先出院再入院的办法，但这意味着病人和医院需要办理出院手续，再重新办理入院手续，医生则需要重新为病人建立病例档案等，显然会增加无谓的工作量，浪费医院人力，有时反而会加大医保系统的负担。”一位供职于某二级医院的医生说。
建言监管“换思路”
“简单用行政手段来规定某种病治疗限额的管理方式，显然是不科学的。”刘忠军代表说，以阑尾炎为例，20多岁的小伙子得阑尾炎和80多岁的老人得阑尾炎情况完全不同，老人治疗费用可能是小伙子的几倍甚至十几倍。
刘忠军代表说，一种病的治疗该花多少钱应该按照疾病的规律来决定，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国的医保规模总体是有限度的，完全放开限额并不现实；除了呼吁逐年加大医疗投入外，在管理上也需要找到一种相对折中的办法。
史大卓委员表示，有关部门应该转变监管“思路”，“管应该管的”；他并建议，医疗过程应该由医生来决定，“尊重专业意见”，监管要做的是监督治疗过程以及相关花费是否符合规范，而不是去硬性制定一个费用框架强制医院和医生执行。
多位代表委员建议，在相关医保制度规定的制定过程中，应由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共同研讨。
慧择提示：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针对这一现象，国家一定要找到解决的方法，既让医保人员能够得到救助，又解决医院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