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旅游景点之一:黄鹤楼
“天下江山第一楼”。1800年前,世界很不太平,当时我们国家有三大派系,东吴、西蜀和北魏。三大派系为了争盘夺地,自是年年征战不断。那个时候武汉还叫夏口,是吴国的地盘。有一天孙权带领部下侦察地形,站在黄鹄山(即蛇山)之巅,孙权觉得在这里建个岗哨应该不错,前临大江,后枕都城,敌军若是来犯,第一时间就可以看到。孙权把想法一说出来,部下纷纷表示赞同,兴奋之余,孙权说了一句“以武治国而昌”。后人说,武昌得名因此而来,真实与否有待考证,当地官员的机灵倒是可见一斑。
战争总有结束的时候。仗打完了,岗哨自是无用武之地,有眼光的商人却发现了这个地方的妙处,临江负险,可观长江之水浩浩荡荡奔流其下,亦能极望八荒九垓,江水东去云帆片片,于是在这里建了一座楼,命名为“黄鹤楼”,周围开发些饮食业,远方的客人可以在此歇脚休憩,本地居民工作之余也上来喝酒聊天,或者约朋友前来郊游。久而久之,这里成了小有名气的“美食城”和旅游景点。
500年后,一个叫崔颢的秀才流落到了此地。也许他初来乍到被人欺负了,也许他钱财不够没吃饱饭,谁知道呢?总之,他很悲愤地来到了黄鹤楼,对着滚滚长江东逝水,他想家了。可是家在哪里?古今的浪子大同小异,处处是家,又处处不是家。秀才把他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化作一首诗:“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过了没多久,黄鹤楼又迎来了一位大人物,他就是“诗仙”李白。李白朋友多,自然饭局也多,黄鹤楼这一线成了他们的定点餐厅。有一天他的诗友孟浩然要出差去扬州,一干诗友约好在黄鹤楼为孟浩然饯行。酒毕,大家依依不舍,孟浩然说,李白兄,送我首诗吧。太白斗酒诗百篇,自是不会错过献艺的机会,于是纸起笔落间,一首新鲜好诗出炉:“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有了这两首诗,黄鹤楼从此名声大振。附庸风雅是人之常情,雅人或者俗人一拥而上,都赶到黄鹤楼来感怀、饯行。名气这个东西就像滚雪球,本是平平常常一座楼,千余年后已经戴上了不少神话的光环。外地人到武汉,当地的朋友个个都是义务导游,你可以不知道武汉分武昌、汉口及汉阳三镇,但你不能不知道黄鹤楼。尽管今天的黄鹤楼与历史上的相去甚远,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就像祖传的镇家之宝,也许一无是处,但它代表的是一种尊严。
天下第一街铺。在武汉有一个奇特的现象:一排连着的门面,第一家是卖电器的,第二家是卖服装的,第三家是卖热干面的,第四家,你猜是什么?谁也猜不到,可能是南杂店,也可能是冷饮店。汉正街的入口处更是把这一现象发挥到了极致。只有走进了它的核心地带,才会有大规模的片区出现,服装、皮具箱包、家用电器、鞋类、陶瓷、布匹、小百货、塑料、工艺品、副食品10大专业市场,均衡地分布在2.56平方公里的大市场。
武汉旅游景点之二:吉庆街的“四大天王”
很不巧,我们到达吉庆街的时候,麻雀已经回去了,老通城因为身体不适没来,“四大天王”在场的只有黄瓜和拉兹。拉兹戴着一顶黑色牛仔帽,上面赫然入目印着“四大天王 拉兹”的字样。他背着手风琴,缀着闪闪发光的耳垂,在客人群里穿梭弹唱,谈笑自如。
吉庆街,长170余米,宽9米。两旁的人行道,若是清晨时分看来,是一条标准的两车道,容得下两辆卡车并行;而在夜晚时分看来,则是一个拥挤不堪的市场,人行道上摆满餐桌,客人纷纷就座,身着唐装旗袍的服务员喜迎来客。即使桌与桌之间的空隙,也被卖花姑娘、擦鞋工和艺人们占满。
人不分南北,客不论东西,在吉庆街,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也不会有人停下手中的杯筷来观望,一切都再平常不过,“陶红拍《来来往往》时到这里体验生活,我们还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左边的一桌是一群老外,他们拿筷子的姿势一点都不笨拙;右边是北京来的客人,据说,他们经常在周末打个“飞的”跑来武汉,住五星级酒店,然后只为到吉庆街宵夜;前面,是本地的一家人,大人带着小孩,妻子一边给孩子喂食一边抱怨太吵闹。
若是不吵闹,又怎么叫吉庆街。入口处的一副对联上写着:“吉云照影觥樽尽显生活秀,庆雨映灯弦歌舒展岁月稠。”稠长的岁月里,觥樽交杯间,弦歌之声中灯笼映照着每个来客的脸,生活秀,多么贴切的形容。
这里的吃食并没有什么特别,换句话说,这里能吃到的,别的地方都能吃到。但是这里能看到,能享受到的,别的地方却没有。从每天下午五点开始,到次日凌晨,吉庆街上演着一幕幕交响曲,京剧、黄梅戏、湖北大鼓、二人转;琵琶、二胡、萨克斯、葫芦丝;通俗、民歌、摇滚、歌剧……无论是离我们生活很远濒临灭绝的剧种,还是唱臭大街的《两只蝴蝶》和《冲动的惩罚》,在这里,你只须花到十块钱,就能听到字正腔圆的演绎,用一位艺人的话来说,“你买张正版CD还要好几十块”。
单曲10元,乐队合唱30元,漫画20元,素描40元,“单个娱乐项目不超过50元”,这就是吉庆街的消费标准。当然,你还可以还价,“十块钱三首,唱不?”假装犹豫片刻,然后爽快地成交,三首唱毕,十块,走人。也有不肯减价的,“老板,我唱不好,你叫声停,你一分钱不把我走人。我唱得好,老板你就多赏点。”把气一沉,嗓音一开,丰富的表情,不输于舞台上的歌星。“歌星还有假唱的嘛,我们吉庆街没有。”多半,艺人唱得如痴如醉,客人听得心花怒放。
时光倒退二十年,这里不过是个极普通的排档口。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有艺人来这里献唱,伴随着擦鞋工、卖花姑娘和琴童的进驻,吉庆街逐渐形成了规模。人多的地方,势必混乱,酗酒斗殴的事件层出不穷。政府几度取缔,然而吉庆街就像顽强的小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武汉本土作家池莉在小说中写道,吉庆街每取缔一回,其实是无形中为其做了一次广告。政府意识到堵不如疏,于是在2001年介入管理,并进行整顿清理,所有艺人经考核后持证上岗,并实施严格的管理制度。
吉庆街的艺人,也是分实力派和偶像派的。最早,这里是江湖艺人的天下,吹拉弹唱无所不包。很多擦鞋工看着唱歌好挣钱,于是纷纷放下鞋架,买一把吉它或者二胡,找个老师练练嗓子,一两个月后再出现时,已经俨然是“艺人”派头,哪怕还只会弹一个和弦,有的甚至连音都从来没调准过。当然,吉它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件饰物,客人们需要的,也无非是即买即得的快意体验。唱上一段时间,感觉唱歌太辛苦,而且毕竟是“速成班”的,既不叫好也不叫座,还是干回老本行,接着擦皮鞋好了。也有赶时髦的,从“艺人”摇身一变成为“摄影师”,拿着一部相机,“照相容易学嘛,只要会按快门,赚得不多,不过不辛苦。”
吉庆街的名气越来越大,客人越来越多,艺人们的“出场费”也逐渐有了高低之分。为了能拿到更高的“出场费”,开始有人以“天王”自诩,一时间,吉庆街遍地是天王,客人饱受伪劣“天王”之苦。在艺人们的自发组织下,吉庆街评选出了公认的“四大天王”:麻雀、老通城、拉兹、黄瓜。
四人各具特色,名气最大的当属麻雀,在很多人眼里,他已经成了吉庆街的代名词。“他可是上过中央电视台的,雪村的专辑开发布公,专门请麻雀去参加,负责来回的机票,还当面夸他,你才是真正的艺术家。”麻雀90年代从安徽来到武汉讨生活,起初不知遭过多少白眼,终于凭着实力,在吉庆街站稳了脚。接着从安徽拉了很多同乡过来,并形成了今天吉庆街阵容庞大的“安徽帮”。
吉庆街的艺人,人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王凡留着一头长发,看上去,像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摇滚青年”,他说他已经年过30了。30岁的王凡16岁辍学出外打工,后来迷上了画画,于是四处访师学艺。挣了点钱后,王凡回家读书并考上了大学,“一支笔,几张纸,晚上就在吉庆街画画,客人要什么就画什么,大学几年的学费都是这样赚来的。”大学毕业后,王凡背上画板,绕着中国转了个圈,“一般人去旅游要考虑很多问题,对我来说,只要有纸和笔就够了,走到哪画到哪,挣够了路费再赶往下一个地方。”走遍了中国的王凡,还是回到了吉庆街,“不管走到哪里,我还是会怀念吉庆街,客人也好,(餐厅)老板也好,一想到他们就觉得亲切。这么说吧,我像一条鱼,吉庆街像池塘,我没办法离开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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